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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宗三实际上把情限制在执的存有论，因而不能进入无执的存有论。

第一个是宗教脱掉巫术的程度。[47]无论阿多这样做是否合理，至少他对哲学与宗教思维方式上的基本区别未曾重视，是一个容易产生误导的遗憾，我认为这可能也是他容易被中国学者引为同道的原因之一。

对于亚里士多德就如对于柏拉图一样，哲学既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亦是一种论辩方式[29]。[52] 在这段话里，海德格尔强调了哲学智慧三个紧密相连的特征：一、它代表最高的科学。[29] 阿多，《古代哲学的智慧》，第119页。之所以强调后一点，是因为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一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之所以与西方学科分类不同，可能是因为二者整体上属于不同类型的学问。他说： σοφία[sophia]是最高的理解和本质的科学。

这些都不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典型特征。二、它是绝对自由的思考，因而是神学（只有神才真正自由）。宽德也就是仁德，概而言之就是德性。

[15]《语录下》，《象山全书》卷三十五。事实上，朱子的心统性情之说包括了张栻的心主性情之说，因为统字即包含了主字的意思，关于这一点，朱子本人也有论述。这样看来，狂者胸次决不是非理性，而是具有很高的理性精神，而且有很高的自信。那么，王阳明则由点化而进到解化。

刘宗周认为，心体是不能分形而上下的，心就是人之心，不是什么悬空的东西。但事外无道，道外无事[17]，格物穷理就是明道、明理，因而也是明心，情与理仍然是合一的。

这里，情和心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被理解的，四端之情就是一气之流行，也就是心之运行。[49] 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戴震对于人的情感需要是非常重视的，情感之对于人，就如同欲望之对于人一样，是不可缺少的，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方式。宋明儒家都很重视中和问题，反复辩论，反复言说，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情感问题非常重视。关于良知与情感的关系，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讨论过，这里不再重述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，良知之所以成为自主自律的道德理性，就因为它体现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方面而为生命所固有。
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情感 性理 。康德批判了理性的独断，提出实践理性的问题，但是由于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范围内思考问题，因而认为实践理性也是纯粹理性的，与情感，包括道德情感，是毫无关系的，这样就否定了情感的作用。[14] 他的心、性、情、才合一之学，实际上是以心为主宰的，心是自家的心，故能自作主宰，但所谓主宰，无非是道德上的自主，这种自主行为完全是由情感实现出来的，因此，骨子里仍然是情感问题。这层意思虽然经后人的解释而变得明显，但又是孟子学说中本来含有的，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但是，在丰富多彩、变化无常的情感活动之中，又有内在的理性精神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生物性情绪，看来这才是陆九渊所关心的。这就是他所说的浑然一体，情理合一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情感就是理性的。

在自然与必然的问题上，他也很重视物之自然、人之自然，而必然之理即在自然之中。但心知如何能无失？这就需要资养。

因此在西方，情感与理性的分离与对立是根深蒂固的。它虽然具有理性的形式，却以道德情感为其真实内容，因而不是无内容的纯形式。但是，他毕竟主张先立乎其大者[8]。所云情，可云性之情，决不得性与情对。又非未发为性，已发为情也。关于心、性、情、才的关系，他有一个十分明确而又肯定的说法：且如情、性、心、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言偶不同耳。

按照戴震的观点，一人之欲，天下人之所同欲也，一人之情，天下人之所同情也。已发在未发之中，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。

性理之成为理性，总有形式化的特点，就此而言，良知也具有形式，或者说是一种理性化的形式，但它不能离开内容而存在，不能离开情感而存在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[2]。

凡所言性，只是心之性，决不得心与性对。正因为如此，体验与直觉就成为最重要的认识方式，而理性分析始终是缺乏的。

但即便是如此，最后仍然要归到心即主体性的问题上。其实，阳明认为，人的良知就是天地万物的良知，但没有说过天地万物皆有良知。当然，刘宗周不只是从心理学上讲心性，他还要从哲学上讲心性，而且确有许多形而上学的思辩，但我们必须注意到，刘宗周的形而上学并没有离开心理分析。[25]《传习录下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三。

自然之分理，以我之情絜人之情，而无不得其平是也。陆九渊之所以从理性的高度理解情感，就在于强调人之所以为人之本。

性无性，道无道，理无理。朱熹批评陆九渊将形上形下滚作一团，将形而下者也说成形而上者，凡是从心中流出来的都是好的，等等，就是指此而言的。

性者心之性，而情者性之情，反过来说，则是性者情之性。因为程颢和阳明都说过气即性，性即气这样的话，但他们并没有将气视为更基本的存在，即没有明确地说过心就是气，有心而后有性。

在己在人皆谓之情，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。离心而言，则维天於穆（即《中庸》中的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——笔者），一气流行。牟宗三先生认为，陆九渊所说的心，是形而上的，或有形而上的意义[1]，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。大体言之，喜与仁相联系，怒与义相联系，哀与智相联系，乐与礼相联系，但又不是绝对对应。

然才有着时，良知亦自会觉，觉即蔽去，复其体矣。因此，它是具体理性，而不是抽象理性，更不是超绝的实体。

但是，这里仍有思的问题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，思本身就是扩充，就是自我提升。只是在儒家看来，这情知、情觉不能只从经验的层面上看，而应从本心、良知上看，它既是一种自我提升，又是一种自然流行，这里很自然地有一种先验理性的预设，它是由自然界的生生之理而来的，因而也是由人心之灵承担的，因为人心之灵正是自然生理之发窍处。

但他也承认理有普遍性，是同一类事物所共同具有的。他并不像陆九渊那样，浑沦不分，说性情是一个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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